注：本文为删减版，不可直接引用。原中英文全文刊发于《景观设计学》2020年第3期
自然是文化产物，同时也是人类文化景观的一种富有象征意义的形式。自然对于景观设计而言至关重要，其不仅对人造环境中的景观设计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影响了教育学中“景观”的概念。本文基于种植设计及生态设计方法的视角，回顾了在过去20年间，景观设计领域中部分种植设计师及他们的实践，这些实践者及其作品展示了景观设计专业实践中种植设计和生态观念的变化，以及最重要的是这些变化怎么样影响了当前的生态设计方法、景观美学和公众的景观认知。
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他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1]中介绍了“土地伦理”（land ethics）的概念，并扩展了“群落”（community）的定义：群落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所有生物及他们居住的环境。土地伦理概念中蕴含着诸多环境价值观，在这些价值观的影响下，环境保育活动纷纷开展。后来，随着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2]一书的出版，环境运动得以蓬勃发展。
1966年，包括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在内的少数景观设计师在费城独立宫发表了《关注宣言》（Declaration of Concern），表达了他们对新出现的环境危机的关注，并呼吁景观设计师采取行动。1969年，麦克哈格出版了《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3]，这对日后景观设计学学科教育的成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之后，生态学成为景观设计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景观设计基金会峰会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此次大会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具有影响力的景观设计师，发表了《新景观宣言》(The New Landscape Declaration)，并呼吁设计师针对21世纪的环境问题采取行动。
如今，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愈加频发的环境灾难，生态韧性已成为全世界当代景观设计实践的关键驱动因素。实际上，与20世纪相比，当代实践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批判。在消费主义文化、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中，景观设计师越来越难以在塑造建成环境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身份特征和专业关注。
首先，在景观设计领域中似乎存在语义复杂化的趋势。随着专业领域的拓展，文字的语义也有了新的外延。诸如“生态”和“自然”之类的语汇出现了令人费解的滥用，且常被用于品牌和营业销售目的。那么，景观是商品吗？景观设计在营造未来世界中是否发挥核心作用？景观设计项目是否引起了中产化？
在当今景观设计师中较受欢迎的部分种植设计著作。 © Taro Zheming Cai
近年来，荷兰花园设计师皮特欧多夫（Piet Oudolf）在公共花园种植设计领域的卓越贡献使其成为了美国最负盛名的种植设计师之一。欧多夫已出版多本书籍，向景观专业技术人员和园艺爱好者倡导运用乡土植物进行种植设计《莳草造园》（Gardening with Grasses）[4]、《自然主义花园的梦幻植物》（Dream Plants for the Natural Garden）[5]、《种植设计新理念》（Planting: A New Perspective）[6]和《植造自然主义花园》（Planting the Natural Garden）[7]等书无不体现了他遵循植物自然生命周期塑造花园的理念。在欧多夫之前，詹姆斯凡斯韦登（James van Sweden）和沃尔夫冈奥姆（Wolfgang Oehme）也在他们的种植设计中大量运用了乡土植物。他们的作品被称为“新美国花园风格”，以运用大片由草类和多年生植物组成的图案为设计特色。受到北美草原景观的启发，他们的种植设计突显了乡土植物的季节性，以及生态和观赏价值[8]。新美国花园风格“调和了自然（植物）与培育（植物）。”[9]
北美乡土草类植物在公共景观中的日益普及也推动了公众的审美转变：从欣赏修剪整齐的草坪与观赏性花径，转向了欣赏那些被城市化吞没的、充满自然野趣的荒野景观。得益于生态学和植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植物群落和生态种植设计理解的深入，那些旨在再现或恢复当代自然主义景观的设计目标得以实现。
芝加哥的卢瑞花园。秋季的“浅色”种植区：多年生和草类植物展现着它们的色彩、纹理和植物结构。松果菊属植物（Echinaceaspp.）的籽头显得格外突出（摄于2015年10月）。 © Taro Zheming Cai
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德国景观设计师和花园设计师一直在花园和公共景观中就植物群落设计进行研究和试验。在这些学者中，理查德汉森（Richard Hanson）和弗里德里希斯塔尔（Freidrich Stahl）因他们备受赞誉的《多年生植物及其花园生境》（Perennials and Their Garden Habitats）[10]一书而受到美国同行的推崇。书中详细的介绍了在其首次出版时园艺市场上可获得的各种多年生观赏植物的生态习性，并按照种植特性及与相邻植物的竞争能力对每种植物进行了分类。汉森和斯塔尔还鼓励花园设计师和景观设计师深入野外去观察植物及其群落，以了解每种植物的生态位与每种植物应对环境变化的情况。最近，汉森的学生克劳迪娅韦斯特（Claudia West）通过她的实践进一步促进了多年生植物生境的研究。
对生态学和植物群落相关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是当代景观设计实践中很重要的一环。公共领域中的种植设计涵盖了从低影响开发中人行道旁的生态滤沟、大型的景观（生态）修复，到流域尺度的绿色基础设施。慢慢的变多的公共花园和公园开始运用生态修复理念。这些项目让城市居民有机会感知一种城市荒野的意象，并推广了“亲自然城市”的理念。此外，这些项目还展示了种植设计和景观管理的新途径。
费城华盛顿大街码头绿地公园。沿特拉华河步道的废弃码头经过设计和修复已转变为河滨公园，公园中所营造的乡土植物群落为野生生物提供了栖息地，并为人们提供了与河流互动的多种方式（摄于2019年8月）。© Taro Zheming Cai
拉里韦纳景观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拉里韦纳（Larry Weaner）因其在草甸设计、修复及长期管理方面的专长而为人称道。自1990年以来，韦纳长期致力于推进自然主义景观设计。2016年，他与汤姆克里斯托弗（Tom Christopher）合著了《花园革命：我们的景观如何成为环境变化的源头》(Garden Revolution: How Our Landscapes Can Be a Sour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一书[11]，该书的核心内容展示了如何结合生态进程进行种植设计。有别于美国传统园艺中那些经年维护的种植设计中形状图案保持不变的做法，韦纳采用的生态设计手法强调植物的生命周期及其生境特性：不是把鲜活的植物排布成静态的图案，而是通过设计创造动态的植物群落，在景观管理的干预下，这些群落可以跟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衍变。
仍处于生长初期的格兰斯通博物馆缓坡草甸。约16hm2的草甸串联起了整个博物馆景观，在种植设计中选择了一些能够对生态系统起到滋养作用的植物品种（摄于2018年10月，当时新博物馆刚刚对公众开放不久）。© Taro Zheming Cai
格兰斯通博物馆的野花草甸，草甸继续生长并为博物馆建筑提供了极具质感的前景（摄于2020年6月）。© Taro Zheming Cai
格雷斯农场的草甸。格雷斯农场是一个占地约 32hm2的公共空间，由 SANAA设计事务所、OLIN设计事务所和拉里韦纳合作设计完成。景观设计重新引入了乡土物种，提高了生态多样性（摄于2018 年 8月）。© Sahar Coston-Hardy / OLIN
五月时的长木花园草甸。占地约35hm2的草甸花园由乔纳森奥尔德森设计，他还提供了草甸的管理／维护手册。割草是早春时一种（草甸维护）常见处理手法，这个时节是大多数入侵性杂草（冷季型草类）的生长季节，而大多数原生草类尚未（或刚刚）开始发芽（摄于2015年5月）。© Yiqing Wu
冬季的长木花园草甸。一些枯萎的植物可达2m多高（摄于2017年2 月）。©Jing Li
种植设计对于向公众展现景观设计至关重要。与建筑、构筑物和硬质铺装相比，植物可以鲜活生动地表现人造环境中的时间和变化。通过色彩、纹理、气味、声音、季节性和象征意义，种植设计与人们产生了亲密的情感互动。植物生长还可以直观地展现自然过程，能够向公众普及植物群落所具有的诸如减少地表径流、增加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绩效。从近些年来的种植设计实践中可以明显看出，景观设计工作尤其是在公共领域已从传统的“看上去很自然”的设计转向以自然过程为核心的设计。
在新近的公共景观项目中，大面积的草坪、由一年生植物构成的装饰性花径，以及需要频繁维护的绿篱已经真正的完成了自然化。在生态理念的指导下，当代景观设计使植物在适应不一样环境条件的过程中能够产生更好的生态绩效。因此，种植设计不仅是景观设计中重要的技术性解决手段，而且在塑造公众对景观设计的认知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人们对生态和ECO理解的不断深入，一些前沿理念已经通过实验项目的方式得到检验。然而，在关于生态种植设计实践的最新著作中，“园艺”（horticulture）、“花园”（garden）和“自然”（nature）仍然是在描述当代种植设计作品时最常使用的语汇。在气候危机的背景下，讨论这些过时的术语对景观设计师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但是，通过对“花园”和“园艺”的讨论，种植设计实践可以激发更广泛的公众关注，从而推动支持和理解当代景观设计的集体文化。
当下，景观设计师应创建可持续的适应性系统以解决环境问题。许多当代项目都显现出对于自然的丰富想象。高线公园开始于乔尔斯特恩费尔德（Joel Sternfeld）所拍摄的废弃铁路的照片，而荒野的意象则成为该项目的驱动力。公园的种植设计并没有完全保留场地上原本存在的（约150种）植物品种；尽管如此，设计仍创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植物王国（超过400种），能够激发人们与原有场地景观的相似情感联系[12]。另一边，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森林花园设计同样也受到了诺曼底森林ECO乡土动植物的启发在实际的种植设计中也包括移植来自同一森林植物群落的成熟松树[13]。
早秋时的高线公园，游客于高大的多年生植物间穿行，胡氏水甘草（Amsonia hubrichtii）即将变成金黄色（摄于2018年9月）。©You Wu
晚春时的高线公园，新生植物成为纽约城市中的一道风景线，画面远处的胡氏水甘草正值花期（摄于2015年5月）。© Taro Zheming Cai
在城市环境中的景观设计项目经常试图营建城市绿洲，以唤起人们对自然和荒野的意象或想象。然而，在让城市环境接纳这种荒野景观方面，景观设计师如今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市政府官员通常担心罪犯和无家可归者藏身于高高的草丛后；当孩童们靠近多年生植物时，父母会担心他们感染蜱虫和莱姆病。此外，人工设计的城市荒野是否是自发性人类世ECO的一部分？人工城市荒野能否真实地反映城市生态，还是只是映射在现实中的一场幻梦？
西方概念里的自然景观意味着人类未曾涉足的环境，即真正的荒野。从历史上的角度上来看，自然之于贵族阶层一直是幻想、娱乐和休闲的来源。但放眼于世界，在大多数的乡土文化中，自然既没有被客体化成为与人（技术）对立的对象，也没有被视为有待攫取的资源。自然在乡土文化中一直被认为是人类为生存必须热情参加并经营的过程。
直到19世纪末，西方的“nature”概念才首次被译为中文的“自然”一词在此之前，中文语境中的“自然”并非指客体化的环境，而是指“自然而然”[14]。将自然理解为一个过程，使得乡土文化可以创造出可持续且具有韧性的景观。人类活动及其建造的环境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和白蚁筑巢改变地貌或海狸筑坝如出一辙。全世界内许多传统农业实践都创造并维护了动态的系统和群落，以确保生产性和生物多样性。此外，这些人造的ECO可以极具象征性，并拥有重要的文化内涵。
在亚洲，许多传统景观的诞生都基于将自然视为一个能够在各种系统之间建立和谐且可持续的平衡的过程。这类乡土景观的一个范例是日本的里山。里山是日本农村地区常见的人工生态系统。它通常由陡峭山脉上的平茬林、山脚下的村庄和河岸系统，以及位于森林和村庄之间的稻田组成。城市化已使日本丧失了大量的里山景观；由于缺乏基础设施景观（里山）对水土流失的控制，导致城市地区洪涝频发。里山不单单是一个农业生产系统，亦是一种韧性基础设施，还是一种日本文化的象征[15][16]。
自然在不同的文化和时空背景下，有不一样的意识形态。一些当代实践将自然过程包装成创造“零维护”项目的灵药。然而，为维持自然过程按预期进行，项目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在维护和管理上增加人工和资产金额的投入。为了寻求应对当代问题的最具环境和社会韧性的解决方案，当代实践可以借鉴传统乡土景观中更具交互性和参与性的景观管理模式尽管如此，当代“生态的”或“自然的”设计是否仅仅是对因工业化和商品化而不复存在的景观的一种审美怀旧？
自然是一种文化产物。正如马乔里尼科尔森（Marjorie Nicolson）所言，“我们所见所感的自然，都是被（文化）教化引导的所见及所感。”[17]因此，除了塑造物理环境外，景观设计师塑造公众对景观和自然的感性认知同样重要。
在加速的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和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压力下，景观设计师如何与公众传达景观的生态学理念？景观设计如何在塑造能够承载韧性未来的文化环境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与其仅仅将公共景观设计成免费的福利设施和绿色背景，景观设计师需要教育公众将景观视为一个生命系统如果在一个城市中，居民缺乏与景观产生互动的机会，那么他们很难将自己代入并视作自然过程的一部分。设计师需要在公共领域中增加景观的可读性和可感性，并与社会的文化及生态系统一起进行协同设计。人们不仅需要将景观理解为一个过程，还需要对所居住的景观环境产生依恋情感。类似于专业中的“设计结合自然”，需要向公众宣导“生活结合自然”的理念。为了设计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景观设计师在为韧性景观创造文化基底的过程中需要更广泛的公众参与。